天下食品安全，养猪业牵动人心。近年来，我国生猪产业化发展加快，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加上非洲猪瘟、国际粮价上涨、全球疫情等因素，生猪价格波动和稳定生产供应备受关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稳定生猪生产长期支持政策，稳定基础产能，防止生产出现大的波动。在多重外部冲击的叠加影响下，养猪业如何保持稳定的生产和供应？目前的生猪养殖商业模式有哪些？农业龙头企业如何更好地发挥带动农民致富的作用？本次对话邀请了石有龙、张立宪、王祖利三位行业专家，就中国生猪产业化发展相关话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对话嘉宾
石友龙
前国家畜牧站首席动物牧师
东丈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农林牧渔经济学会副会长，养猪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祖礼
农业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农民日报、中国农业网记者孟志毅
中国养猪业将是一条多种模式长期并存的多元化发展道路。未来生猪养殖将形成“424”的生产格局，即40%由大集团饲养，20%由家庭农场饲养，40%由散户饲养。
主持人：近日，一家大型生猪养殖企业“爆仓”，不少养殖户遭遇物资匮乏，出现“猪吃猪”现象。一些寄养家庭还面临着付款拖欠、押金退还困难、无法提供仔猪等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行不通？一旦此类事件发生，企业和政府应采取哪些措施积极应对？
史有龙：大型猪企的“雷爆”是偶然的决策失误，并不意味着“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失败。当然，这反映了目前部分养猪企业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即盲目扩张和无序竞争。生猪产业化的理想发展应该是有产量有保障的有序生产，合理保护农户、企业、消费者三方利益。生猪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企业不应该盲目追求高利润，而应该对猪价稳定和养殖户共同富裕负责。
张伟：“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有其自身的生命力，但其内涵和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一些偶然事件也能反映出规律性的经验和教训。农业龙头企业是典型的社会企业，其根本性质是团结农民与农民。在这方面，应该给予龙头企业一定的动态监管，不能完全允许市场化运作，避免一旦资金链断裂，农民利益受损。一方面，政府要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和适当的善后措施，保证这类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稳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对于猪企来说，要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在快速扩张兼并企业时，要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突发事件，防止出现坏猪变好猪、抵押债务等问题。
王祖礼：目前可以看到很多“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运行良好，说明这种模式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市场前景。对于大型企业，要特别注意加强与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为应对市场风险准备充足的资金。同时，要密切关注政府发布的权威市场信息，根据相关信息及时调整发展策略，在市场低迷时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为重点。政府应该扩大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和金融支持
主持人：目前国内生猪养殖企业的经营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传统的公司与养殖户松散合作的模式、公司与养殖户紧密合作的模式、自育规模化产业化的模式。这三种养殖模式各有什么优缺点？哪种最适合生猪产业化发展？
王祖立：国内有很多这种模式的运营主体，都发展的不错。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中国地大物博，地域差异大，不同模式生存空间大。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养猪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多种模式并存的多元化发展道路。
公司与农户松散合作的传统养殖模式，优点是双方自主性强，在市场大幅波动时可以自由灵活调整，缺点是企业对农户的带动作用不够强。公司的养殖模式，与养殖户紧密合作，使企业实现轻资产战略，对养殖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可以加快养殖户融入畜牧业现代化的步伐。但同时，这种紧密的关系也增加了产业链的风险。一旦企业出现问题，很可能将风险传导给大量的散户投资者，从而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规模产业化的自繁自养模式，疾病风险和产品质量风险可控性强，但需要企业专注于资产运营，环保压力较大。
张艳：每种模式都有其优缺点，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可以在政府的倡导和引导下提高规模，但不能在单一规模上发展大规模的集团化。规模也指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按照一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的规模，而不是单个大企业或大集团的超规模扩张。龙头企业就像一棵大树。大树下，应该是郁郁葱葱，而不是寸草不生。在过去的大规模发展中，由于散户难以调控，大集团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我觉得它的发展已经到了“天花板”，这两年发展放缓了。对于企业来说，既要有“龙头”，也要有“龙身”、“龙尾”。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要保护农民。
的劳动权和参与利益分配权。从这个意义来说，公司与农户紧密合作的养殖模式最为符合中国生猪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主持人：当前，我国生猪产业化发展整体状况如何？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水平？存在哪些短板和不足？未来将走向怎样的发展格局？
张利庠：我国的生猪产业从生产到消费都是全球第一，但问题在于“大而不强”，我国生猪料肉比、产能效率、屠宰率不高，成本也居高不下，生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从中国自身发展角度来看，生猪产业发展到现在，规模化程度已十分可观，科技利用率也提升很快。但仍面临着如下几方面问题。第一是育种，目前优质的生猪品种还由国外控制。畜牧业“卡脖子”的状况实际上比种植业更严重。建议要加快我国生猪地方品种的杂交研发步伐，以尽快形成国内联合育种的规模化和商品化。第二是饲料，高蛋白的大豆、玉米进口依赖度高。在未来，饲料也需要和中国传统的饲料相结合，将国外的营养配方与中国本土配方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节约型饲料体系。第三是生态化，很多人均土地面积大的国家，可以将土地单划出来进行生猪养殖生态化和处理环境污染问题，而我国土地资源紧缺，就必须依靠农民的“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来解决粪污排放问题。第四是我国生猪养殖智能化水平不足，应尽量在养猪过程中减少人工干预、提高自动化水平。
未来中国生猪养殖将会形成“4∶2∶4”生产格局，即第一个40％是大集团自繁自养，这部分作为中国生猪高效率、高科技的代表，是“稳定器”。第二个40％是散户养殖，这是“蓄水池”。散户和龙头企业形成结合，龙头企业要在资金、技术、防疫、营养、品牌等散户养殖不擅长的环节提供支持。中间的20％属于家庭农场，家庭农场是散户的升级版。散户经过多年的种植养殖，发展成适度规模的养殖，他们自身的经验、实力、防控能力都增强了，和大企业谈判议价的能力也比较强。
02 龙头企业与养殖户要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要充分发挥企业的带动作用和农民的主体作用
主持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力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石有龙：国家成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初衷是打破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局面，提升产业组织化和一体化水平，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作用。龙头企业必须带动农户，才能称之为龙头企业。政府要加强监督引导，将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责任、义务明确下来，确保带动作用是实质性的，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
王祖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首先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加快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步伐，提升农业产业整体素质。其次是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我国农业产业竞争力，减少重点领域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第三，确保粮食和猪肉等重要农产品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成为农业产业发展的“压舱石”“稳定器”。最后是通过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打造知名农业品牌，提高农业产业附加值。
主持人：目前个别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没有摆正和农户的关系。您认为，应怎样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更好地发挥产业化龙头企业对农户的带动作用？
石有龙：龙头企业与养殖户要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不能让农民光成为报表上的数字，行情好时分一杯羹，行情不好就不管不顾了。建立与农户利益共享机制，一是要建立保底机制。利润好的时候，随行就市；利润不好的时候，建立保底价，不让农民吃亏。二是开展“二次分红”。在给足农户基本利益保障额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分红”，年底返还多余的利润，让利于民。三是可以探索发展全员股份制。农户或以养殖场入股，或以技术劳动等入股，享受企业股份收益。这样不仅能够充分激发农户的主人翁精神，还能有效提升农户的养殖收益。
王祖力：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要充分发挥好企业的“链主”和纽带作用，通过官方认定和政策扶持等方式，增强龙头企业的荣誉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其在关键时刻能体现出大企业的担当。要发挥好农民的主体作用，激发其主体意识、增强主体能力，充分释放农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创造力，形成强大合力。要发挥好机制的保障作用，按照市场化的思路，为不同利益主体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03 散户经营模式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产业化并非规模越大越好
主持人：散户散养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养猪模式。随着生猪产业化发展，有人预测，未来散户散养恐将成为历史，将会被规模化养殖完全替代。对此，您怎么看？
张利庠：我一直主张保留散养户。散户养殖对市场来说，是一个“调节器”，无论大企业如何变化，散户的成本最低，总能够维持最基本的供需平衡。农民散养，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可以保证中国近一半农民的猪肉供应，不太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对城市消费来说，如果没有这部分的生产作为调节，就可能面临更高价的猪肉。
如今的散户养猪，不能还用过去的眼光看待，农民本身的经验与知识水平逐步提升，在防病防疫等手段上也有新的进步，可以发展成与种粮大户一样的养殖大户。因此必须把散户作为战略资源去扶持，而不能简单地因为效率低而任其自生自灭。要让农民成为新型农民，要让农业还是农民从事的农业，要让农村还是农民的农村。
石有龙：散户经营模式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散户养殖具有很多优势。养猪在中国历史悠久，一年中家庭生产生活的剩余资源和业余劳动力用以养猪，年底杀猪获得总收入，猪粪用以肥田，既解决了生猪饲料问题，又实现了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种养结合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农业生产习惯和致富渠道，已经根深蒂固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血液中去。再者，农户养殖规模较为稳定，是生猪稳产保供的重要支撑力量。超大规模下，一旦决策失利，容易出现较大风险，不利于稳产保供。散户参与适度规模经营才是生猪产业最佳的经营模式，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农业产业化并非规模越大越好。
主持人：近年来，为避免“猪周期”对生猪产业造成的冲击，我国提出要加快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主要是将能繁母猪存栏量月度同比变化率作为调控基准，建立异常变化自动触发调控机制，避免能繁母猪存栏量过度下降埋下供应隐患。对此，您有哪些看法？
王祖力：近年来，为应对生猪市场的新变化，国家对生猪产业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增强。经过多次适应调整，2021年9月，《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正式印发。这一方案以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为核心调控指标，建立异常变化自动触发调控机制。方案在四个方面意义重大，效果明显。
一是前移调控关口，调控更及时、科学。过去以猪粮比价作为调控指标对于生猪养殖盈亏反应较慢，此次以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作为调控指标，可以及时发现产能变化，提前调控时间节点。二是明确了调控边界。明确提出要保证全国能繁母猪410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和3700万头的最低保有量。三是压实了各地责任。建立产能分级调控机制，明确全国与各地明确的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和最低保有量目标。四是稳定了市场预期。方案明确提出在生猪养殖环节连续3个月亏损比较严重的时候，各地可按规定统筹资金对规模猪场（户）和种猪场等给予一次性临时救助补贴，稳定养殖主体的市场预期。
石有龙：“猪周期”是我在2003年提出的概念，传统“猪周期”一般是3年，这个规律在2012年之前是较为有序的。最近几年，猪价存在一些波动，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首先这是由我国养猪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价格波动的主因不是散户，而是超大规模的大户陆续进入造成的，大户的利润目标与散户是不一样的。参考国外的养猪生产方式，我们发现与国内有很大区别，国外养猪就是农民的事，协会带了几千个生产户、会员，群体很大，但规模不大。另外，国外养猪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以销定产。再者，猪价波动的谷底时间在增加，这个主要是与成本增加有关，尤其是随着许多大户加入。针对这个问题，我想政府应该主要抓大环境、大市场，解决市场问题、政策问题。对养猪户来说，异常波动的情况下，要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提高母猪繁殖能力是最有效的。
张利庠：以“多了少了”“高了低了”为特征的周期性波动是农业的特征之一，但不能出现过山车式的剧烈波动。以控制能繁母猪数量为抓手来稳定“猪周期”，抓到点子上了。但是“猪周期”不能单纯让“猪说了算”，猪是人养的，同样数量的能繁母猪，产仔数、是否及时配种、养多大都是人为控制的。因此，稳定“猪周期”，一定要在政策上稳定社会预期，不能在政策上“翻烧饼”形成“逆调节”，反而加剧波动。在生产上一定要做好生物安全的基本功，稳定疫病，近年来每次剧烈波动都是重大疫病引发的。还要加强数据统计和信息沟通，不能等到价格高了才去预警，要提前给生产经营者科学的数据和推测，不仅要做到信息透明，还要推送、公布相应的发展趋势，做到未雨绸缪。
04 “十四五”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要解决好“让不让养”“养多少”“谁来养”“养得活”“在哪养”这五个问题
主持人：受国际粮价上涨等因素影响，玉米、豆粕等原料上涨，导致出现了“饲料比猪肉涨价快”的情况，加剧行业亏损。如果饲料价格下行困难，是否会使企业与养殖户积极性受损？应如何有效应对？
张利庠：目前国内的饲料原料对进口的依赖度较高。猪肉价格低的情况下，经营企业通过控制繁育的手段就会减少饲料用量，导致减产，价格波动大。解决饲料问题要从根本上降低对国外饲料原料的依赖，构建中国特色的饲料体系，关键要利用好我国本土的农产品，比如大量的茎叶和秸秆。这些资源当前都还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将来我们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饲料道路，配方是关键。
王祖力：饲料原料价格高位运行，一定会影响企业与养殖户生猪养殖积极性。对于养殖场（户）而言，降本增效十分关键。行业低迷期通常是疫病高发期，非洲猪瘟疫情也还未根除，各类养殖主体一定要确保养殖场区生物安全。同时，要根据权威市场信息适时出栏，避免过度压栏或集中抛售导致猪价过快下跌，出现深度亏损。另外，要优化猪群结构，提升能繁母猪群体生产效率。通过优化饲喂方式和精细化管理，提高饲料转化效率，降低死亡率，从而降低养殖成本。
主持人：“十四五”时期，实现生猪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您有怎样的建议？
石有龙：首先从总体布局上加强规划和指导，倡导科学的养殖理念，避免生猪产业大起大落。其次要保持供需平衡，需求多少生产多少，确保总量可控，要建立龙头企业、农业生产协会之间的联系沟通机制，以销定产，履行契约精神，避免无序、恶性竞争。第三要改善政策环境。给生猪产业留出充足的发展空间，在饲料用地、养殖用地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同时，政府要聚焦养殖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改善公共卫生环境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探索出积极有效的方法，并建立一套适合中国资源禀赋的饲料配方体系。
王祖力：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要解决好“让不让养”“养多少”“谁来养”“养得活”“在哪养”这五个问题。
解决好“让不让养”的问题，政策上要对用地、环保、金融等形成长效性保障，稳定养猪场（户）预期，使他们愿意在设施设备、经营管理等方面加大投入，专注于提升生产效率和改善经营管理。解决好“养多少”的问题，以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为生猪产能核心调控指标，落实生猪产能调控机制，注重预调微调。同时与下游的冻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协同配合，建立动态监测体系，引导养殖场（户）根据行情科学安排和调整生产。解决好“谁来养”的问题，鼓励龙头企业带动发展，发展订单养殖、生产托管等社会化服务。解决好“养得活”的问题，防范重大动物疫情冲击，加快建立健全养殖场分级管理制度和动物疫病分区防控机制，减少产业波动诱因。解决好“在哪养”的问题，压实生猪稳产保供属地责任，确保各地都保持一定的自给率，同时探索在中央层面建立销区补偿产区的资源环境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调动主产区发展生猪生产的积极性。
主持人：立足我国国情农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猪产业化道路，首先要发挥好龙头企业带动农民致富的功能和作用，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收益。还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饲料体系、生态化养殖体系、适度规模经营体系。只有充分发挥散户养殖的优势，不断完善优化“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才能实现生猪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感谢三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分享精彩观点！
